炒菜是什么时候流行的?听“网红学者”赵冬梅聊人间烟火

浏览:3533   发布时间: 09月16日

如何把历史著作写得更好看,如何把历史故事讲得更好听?

在好读、好看、好听的三者结合方面,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应该是做得最好的学者之一。

陆游在四川写信回绍兴老家,两行清泪流尽了,书回已是明年事。李白斗酒诗百篇,看起来酒量惊人,其实也经不起二锅头的检验。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两种日常达古今。”

《人间烟火: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》(以下简称《人间烟火》)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,以娓娓道来的方式,透过历史烟尘,观察和体会古人“生活的日常”与“生命的日常”。

正是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,正是生活在奔腾不息的时间洪流中的寻常百姓,构成了历史上极为生动,也极富生命力的画卷。 

爱发朋友圈的网红学者,也爱自嘲

微博上,她是“八八级的赵冬梅”。喜马拉雅上,她是“冬梅讲国史”。

西瓜视频上,她是“赵冬梅讲宋史”。

央视系列节目《平“语”近人——*总书记用典》里,她是节目的经典释义人。

已经成为“网红学者”的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,却笑着自谦“还不够红”。

赵冬梅。

与严肃的历史学者很不一样的是,赵冬梅会在网上刷《甄嬛传》,也会跟评《清平乐》,她没有架子,既喜欢八卦,也喜欢自嘲,还喜欢拍照发朋友圈,更像是别人学校的老师。

刚上小学的时候,由于身处异乡,赵冬梅的户口没有及时迁移,本来是上不了学的,还好遇见了一位可亲可敬的班主任收留了她。班主任对她只有一个要求,“学不好就不要了。”说到自己学习成绩好,17岁就考上北京大学的赵冬梅自嘲说,“倒不是因为我乖,而是因为我胖。”

刚到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,虽然每个月有17元的副食补贴,但也不够花,还是得家里寄钱。学校食堂里要用粮票,打米饭的话要用米票,买馒头的话要用面票。有一次赵冬梅上街经过一个食品店,肚子饿得慌,想去买吃的却发现没有带粮票,只能望着热腾腾的花卷干瞪眼。

在《人间烟火》讲述女仆张行婆故事的时候,赵冬梅先是介绍主人家给张行婆起名叫菊花,然后点评说,“菊花,这是个丫头常用的名字,就像冬梅一样。”

一位北大校友画了三幅画,画面很简单,分别是林间小屋、水上石桥、岸边亭子。赵冬梅兴之所至,拍了三张实景图,组合成一个朋友圈,配发图说:“历史系赵冬梅摄,图书馆系崔红楠写”,还起了个标题叫《八八级同学跨系合作》。

朋友送了一只白色的瓷碗给赵冬梅,一直想要这么一个合适碗的她,心满意足地煮了碗排骨蔬菜汤。虽然是资深吃货,赵冬梅却说:“吃倒是其次的,盛着真好看。”接着,又做了各种设想,“下次整个面,估计得苏式细面才配,或者碱水面,龙须面的话恐怕得配上绿绿的蔬菜。”然后,还很自得地说:“得了碗的赵老师眼见得要富态起来了。”

衣食住行里的烟火人间

“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从南宋延续至今的这种说法,某种程度上,也印证了“民以食为先”的朴素道理。于是乎,把“舌尖上的历史”作为《人间烟火》的开篇,也吻合了关注日常生活的出发点。

人类的饮食和而不同,包容与开放才是美食之道。中餐与西餐的一大区别,大概就是一个“炒”字。那么,炒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呢?准确的时间可能很难考证,可以推算出的是大致的时间段。赵冬梅认为,炒菜需要三个条件,一是要有锅,从出土的文物来看,战国时期的南方就已经出现了锅。二是要有油,西晋张华《博物志》介绍说,可以用麻油来制作豆豉。三是燃料匮乏,无论是熬煮还是蒸烤,都比较费柴火。在这样的时间推移中,大概要到南宋时期,炒菜技术才渐渐成熟起来,也就在油盐酱醋、锅碗瓢盆的合奏中,一点一滴地丰富了中国的味道。

“东家种竹,西家治地。”成书于北魏时期的《齐民要术》,是农学家贾思勰编撰的一本大型农业百科全书。贾思勰自谦说写作的初衷是指导家童如何做农活,到了后世却有了种种解读。语言学家在这本奇书里研究汉语词汇的变迁,农业史家可以研究农业技术的发展,历史学家研究北魏、东魏的年代风俗。

贾思勰的故里在北魏青州齐郡益都县,县治在今天的山东寿光城南十里。区区11万字的《齐民要术》在寿光也就拥有了庞大的读者群,寿光“齐民要术研究会”出版的研究丛书多达20册500余万字。某种程度上,寿光能够成为当今知名的蔬菜基地,应该也有贾思勰的功劳,《齐民要术与蔬菜产业发展》之类的专业农书更是层出不穷。

安安静静的文字,其实也是可以品尝的历史。1999年—2000年的冬天,英国汉学家魏根深在北京花了3个月的时间,请专业的厨师根据《齐民要术》记载的烹饪方法、食材和配方来做菜。熬、煮、烘、烤,缺少了酱油、菜油、花生油、糖、辣椒等食材的增味,即便有多达280种食谱,大多数中国客人吃了魏根深他们做出来的菜,还是觉得更像是西餐而不是中餐。

演义小说是族群历史记忆的一部分

若历史是一面镜子,它应该照一照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常与人生。

大部分人的历史知识是从通俗文艺开始的,或者是小说、戏曲,或者是评书、相声。比如,说起宋朝,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各种各样的小人书,包括《杨家将》《岳家将》《呼家将》《狄家将》等,虽然都是历史演义小说,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。

在赵冬梅看来,历史时期的通俗文艺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资料,它构成了族群历史记忆的一部分。主人公的某些具体情节,可能是虚构出来的,但是,故事发生的常识背景、当时面临的挑战与困境,是真实存在的。

唐代白行简写的《李娃传》,是赵冬梅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。文人之间也是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传统。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,元稹是白居易的好友,《李娃传》与元稹写的传奇小说《鸳鸯传》内容相近,都是赶考的学生在科举路上遇见心仪对象之后发生的故事。

普通人可能从这种姻缘故事里,看见了爱恨情仇,历史学家则有不同角度的解读。郑生上当受骗的时候,发现骗子住的豪华大宅是临时租来设局用的,租期甚至短到了只有一天,由此可见唐朝长安城里房屋租赁业的发达。郑生流落街头的时候,为了生计,只好去凶肆充当哀歌手,类似长沙的弹四郎,还在哀歌比赛中胜出,由此可见唐朝长安城里丧葬业的多样化。

“眼见为实。”《烟火人间》用70幅高清彩插与插图阐释,图文并茂地诠释了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古代日常生活画卷。比如,要了解北宋汴京城的饮食概貌,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自然是首选,这里有食肆和地摊,有卖胡饼的摊贩,有赶猪进城的肉贩,以喝酒为主、兼卖下酒茶饭的正店,专为吃饭而设置的食店,每一个场景,都能在高清彩色插图中,找到相对应的画面。

在追求可读性、故事性的同时,《人间烟火》一书处处透露着历史学家的严谨。《路上匆匆行者谁?》里,为了描写赶考学生历经千辛万苦后得偿所愿,引用了“一举首登龙虎榜,十年身到凤凰池”,然后在页末标注:“《梦溪笔谈·笔谈》卷二十三《讥谑》”。《一个兵的旅程》里,为了描写普通士兵的遭遇,引用了唐诗“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闺梦里人”,页末标注:“《全唐诗》卷七百四十六《陇西行四首》之二”。

对话

“东坡迷妹”:想用10年时间来写《苏东坡传》

“我学宋史,除了高大上的原因之外,还有一个非常私人的原因。我爱苏东坡!并且因为苏东坡爱宋朝!”敢于明确说出自己喜好的历史学者并不多,能够说得像赵冬梅如此直白的,更是少之又少。追星的赵冬梅,把“万里归来年愈少”视作自己的安心良药,每当长途疲惫,轻声念诵便觉唇齿余香、口角含笑。

2020年,赵冬梅出版了《大宋之变:1063-1086》。这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主线,聚焦从1063年宋英宗即位到1086年宋哲宗初司马光离世的北宋三朝政坛风云。2021年,她又陆续出版了《法度与人心》和《人间烟火》。“虽然这两年看起来,我好像是个高产历史作家,实际上并不是。”赵冬梅说自己在写作上是个很慢的人,“我会要求自己把史料把相关的研究成果都看得差不多了才动笔”,有时候写了一些章节有三四万字了,然后觉得不行就扔掉了。

某种意义上,赵冬梅是用生命在写作,写《文武之间:北宋武选官研究》用了13年,写《大宋之变:1063-1086》用了8年。接下来,她准备用10年的时间来写《苏东坡传》。

在赵冬梅看来,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,哪怕是在同一时间,他感受到的东西也是不太一样的。

赵冬梅来过长沙好多次,每次都是只在酒店里呆一两天,至多是去火宫殿吃点东西。赵冬梅觉得这样不是她想要的了解长沙的方式,她的一个愿望是能有时间找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,可以出去菜市场买菜,可以回到住处做饭,那样才是充满烟火气的居住生活。对于《苏东坡传》的写作,她也是希望能够到苏东坡住过的地方去住一段时间,那样,才能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更多切肤的感受。

潇湘晨报:作为北大历史系第一位走上电视讲历史学的学者,从《百家讲坛》的寇准、司马光,到喜马拉雅的“冬梅讲国史”,让无数网民记住了“八八级的赵冬梅”。按照世俗的说法,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讨论流行文化的,更像是一位网红学者,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身份界定,或者说是如何与普通学者区别开来的?

赵冬梅:我还不够红呀,完全不够红。传统的学者,可能是一副埋头做研究的模样。我个人觉得,研究型的事情,不管是研究哪个领域的,其实到最后都是很寂寞的。不过呢,枯燥中也有乐趣,因为你会在研究中不断发现新的东西,然后,就想跟别人分享。我觉得吧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2012年,央视《百家讲坛》的编导说,“知识是应该分享的”,然后,我就登台开始讲“千秋是非话寇准”、讲“司马光和他的时代”。在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之间,或许,我更看重的是如何与大众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。

我觉得历史学者有责任把我们探究到的,我们认为接近真实的历史知识跟大众分享。我们不仅要分享历史知识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分享历史学的思想方法。历史学从根本上来讲,是一门反思型的学问,历史学绝不是要灌输什么,历史学是要带着你一起去求真,一起去质疑,去寻找真相。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寻找真相的学问。

潇湘晨报: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相对冷门的历史专业,如果改学其他的话,会选择什么专业?

赵冬梅:少年时期,我比较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小说。看小说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要经历的。当然,不同的代际可能看不同的书。我是一名70后,看过金庸、古龙的书,也看过琼瑶、三毛的书。金庸的《碧血剑》对我影响比较大。金庸的想象力十分丰富,他的很多武侠小说都是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的。金庸把《碧血剑》的主角袁承志设定为明代袁崇焕的后人,然后,在书末附了一篇考证袁崇焕历史的论文,当时就把我惊到了。另外就是高阳的历史小说,包括《胡雪岩全传》《慈禧全传》等,都深深吸引了我。高阳的历史小说,不仅故事曲折动人,人物形象栩栩如生,而且提供了有关传统时期人情世故的丰富知识。他在《清宫外史》里有这么一句话,“太太死了压断街,老爷死了没人抬”。大概的意思是说,有权有势的老爷的太太或者母亲去世的话,前来吊唁的人把大街都快压断了;但是,如果是老爷去世的话,连来抬棺材的人都没有。那些趋炎附势的嘴脸,道尽了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。还有《官场现形记》《20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等晚清谴责小说,都对我影响很深。高考填报第一批志愿的时候,我填写的全是“历史专业”——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兰州大学的历史学系。财经类的学校和专业,反而被我放在了第二批志愿。

潇湘晨报:《法度与人心》和《烟火人间》都是今年出版的新书,前者偏重于制度变迁的制度史研究,后者着重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史探讨。这两本类型不同的书,是如何同时写出来的?

赵冬梅:《法度与人心》和《烟火人间》这两本书,其实是来源于我在喜马拉雅上开的音频课。从2019年起,我在喜马拉雅上开设“冬梅讲国史”,每周更新两期,大概有100多期。偏重于制度史的一部分讲义,写成了《法度与人心》;偏重于个人史的那部分讲义,写成了《烟火人间》。

潇湘晨报:这种写作方式,跟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有点像。费孝通当年也是把在西南联大的“乡村社会学”课程内容辑录而成《乡土中国》。

赵冬梅:《乡土中国》是社会学的经典作品。“以农为生的人,世代定居是常态,迁移是变态。”“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。”我在《行:天下熙熙》一章中,也引述了费孝通的这些观点。

潇湘晨报:如果抛开制度史不谈的话,物质生活条件的演变,是否会影响个体的人的命运?

赵冬梅:日常生活的变化静水流深,然而的确存在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生活在制度的规定当中,生活在时代的规定当中,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善其身。鲁迅先生曾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,就是说,没有人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,你再怎么跳,你也离不开地球。

年初我跟编剧史航曾经有过一场对话,探讨了如何“穿越”的话题。我是不穿越的,现在才是对女性最友好的时代。自由之外,还有抽水马桶、淋浴、洗衣机以及一切让生活便利的创造发明。

潇湘晨报:好的历史是人的历史。你对个体生命的关照,不仅体现在赵至的失败人生里,也体现在女仆张行婆的闪光人性里。在你看来,古代的普通人如何活出生命的精彩与尊严?

赵冬梅:我很佩服这个在历史长河中微尘般的张行婆。张行婆是一位生活在一千年前的女仆,她被继母贩卖却以德报怨,对故主人知恩图报,将儿女养大成人后离家修行守护庙产。她知道自己是谁,知道自己要什么,有担当,不畏惧,能接纳,懂感恩,独立又自尊。这些被命运辜负却活出生命的精彩与尊严的普通人,同样值得被历史学家言说。

无论“生活的日常”与“生命的日常”变与不变,最终都要着落到具体的个人身上。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、家庭和时代,唯一能做的只是接纳家庭给予的,并在性别与时代的规定中,努力活出自我。

潇湘晨报:你在书中说,宋代以前,当兵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最直接的例子,当属三箭定天山的白袍虎将薛仁贵。你在着手修订的《武道彷徨: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》,会不会有涉及这一块的探讨?

赵冬梅:宋代是文官为主、武官为辅,所以,还是唐朝的将军待遇高一些。写作《武道彷徨: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》的时候,我还是一位赵同学,现在变成了赵老师,视角和观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另外,当时写那本书,可能偏专业化一些,我也想改得更为通俗一些。我想,任何一个严肃的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书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

有些人对学者可能会有一个误解,老百姓说我们这么有学问,就像拧开一个水龙头,水就哗哗地流出来,孩子们就很开心了。其实不是的,你要讲课你要输出,同时还要保证既真实又有趣,是很不容易的。

文/本报记者储文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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